礼记恒解

四十九卷。清刘沅(1768——1855)撰。沅，字止唐，号槐轩，四川双流(今四川双流县)人。著有《易经·书经·周官·仪礼·礼记·春秋恒解》、《史存》、《明良志略》、《槐轩杂著》等二十余种，合称《槐轩全书》，又有《止唐韵语存》，又辑有《壎箎集》。刘沅著《礼记恒解》，书首有自序，言：“诗书所载，孔孟所言，文武周公实能以天地育物之心为心。故其礼亦能以天地生成之道为道。及春秋而事杂言庞，有莫知礼之所以为礼者，夫子圣德天纵，尤严矩规。凡礼之所以宜古宜今者，靡不身体之。而或有变通者，则有志而未见诸施行。当时诸贤，朋闻其说，而不尽得其指归。一二好学深思之士，裒集群言，汇为此书，虽是分编撰述，出于戴郑之徒，未必遂得圣人精义。而其之存即其义存，不得谓折衷时中，不藉此而彰。尝考所言，无非采辑贤圣杂书见闻，意其精者出于七十子之徒，而其浅者，亦秦汉笃学之士，非子道概未有闻，而能剽窃为之。钦定义疏，广大精微，无美不备。沅幸沐休明，积久微有所得。窃虑承学者或苦于繁，否则拘晦其旨，爰于诵习之时，随文诂义，以便参稽。阅年忽已成帙。未忍指弃。叙而存之。(道光八年(1828)初夏日双流刘沅识)”。刘氏研究礼学，颇是勤勉，阅礼之余，圈点成篇。思考之暇，自有创见。他对《仪礼》多有菲薄，于《周礼》则极尊崇。《礼记》则云孔孟弟子传授之言居多。周公之法，至周末，已多不可行，故孔子思夏殷之礼，欲损益其制，以为世法。故此书所记孔门弟子之事，多不尽周制。他又以为说礼者，拘于文义，非是是非，争论不休，定要以古礼行世，实失于迂腐，“天下之大，民俗固不一途，古今之赜，事势尤须变通，”应根据天时地利之宜而制定，百姓明礼可循，不至视为畏途。是书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皆录载全文，并谓自汉以来，有以《春秋》诸经为大经，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为小经者，汉唐已有专本，而程朱改窜《大学》旧文，启后世擅改经文之弊。此论很有见地。刘沅于经文，旁证博引，详为研考。如“定亲疏”一节，引叶梦得、陈详道说；“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”一节，引郑康成注，分辨皆别。“班次涖临，鹦鹉能言”一节，引孔颖达疏。其注解主要尊郑注孔疏。对《丧礼》、《丧服》诸篇，亦备录。刘氏在《附解》中谈到如今民风土俗，已有欧风东渐之影响，时迁世变，不应再执古人之礼。此见真非寻常儒生所能有。是书取汉儒之训诂，宋儒之义理，得其精审者，又结合天时、人情，时势而说经义，成就甚大，应为研究礼学者所重视。本书有同治十一年(1822)《槐轩全书》本行世。